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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转型攻坚中的寿险业:转型障碍是功利笼罩下的浮躁、冲动及短视

时间:2019-03-04 13:44:13     

 

撰文:朱俊生

 

 

保守主义的基本诉求是用保守自由来抵御激进,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创发自由。保守主义不仅是值得推崇的政治哲学,也同样是值得推崇的经营与监管哲学。

 

当前,寿险业正处于艰难的转型与发展过程中。经营与监管层面的激进是寿险业转型与发展的大敌,寿险市场可持续发展的真正障碍是功利笼罩下的浮躁、冲动及短视。

 

因此,推动寿险业转型与发展,需要秉持和恪守保守主义经营理念与监管哲学。

 

现实篇

寿险转型之路相当艰难

 

2017 年以来,寿险在监管导向改变的背景下加速转型。一方面,保费增长模式从趸交推动向期交拉动转变,增加长期保单,提高期交保单占比。

 

另一方面,发展模式从以理财和短期储蓄替代品向保障与长期储蓄产品转变,发挥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2018 年,寿险业的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续期拉动保费的特征初现,寿险产品结构出现优化,但转型与发展之路仍然相当艰难。

 

第一,保费收入增速大幅下滑。2017 年,人身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虽同比增长20.29%,但较2016年下滑近16 个百分点,转型对保费收入的冲击初步显现。2018 年保费收入增速虽在开门红的谷底之后逐月回升,但直到第三季度末,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仍然同比下降7.66%。

 

第二,流动性风险显性化。一方面,退保和满期给付的增加带来大量的现金流出。另一方面,业务收入急速收缩。这使得之前依赖新单保费流入补足给付缺口的模式难以持续,造成一些公司面临较为严重的现金流风险压力。

 

对于一些公司而言,目前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可能已经不是“转型发展”,而是巨大现金流风险带来的挑战和生存压力。由于部分公司缺乏腾挪的空间,转“急弯”造成其保费收入短期内大幅下滑,已经衍生出新的风险。

 

第三,市场分化使得中小公司承受压力。在转型过程中,市场集中度明显提高,中小市场主体的发展受到挤压。中小寿险公司对保障型产品开发能力不足,个险渠道薄弱,增员难度及成本加大,中长期资产投资能力也普遍不足。

 

转型过程中业务增速放缓进一步导致股东回报减少、核心管理人员流失等问题,从而影响公司经营稳定,使中小公司面临转型与生存的双重压力。

 

第四,转型的压力诱发出新的短期行为。在转型与竞争的双重压力之下,部分中小寿险公司通过提高渠道手续费、降低产品定价或利用高预定利率的长期年金产品获取保费收入,有可能带来利差损和费差损风险。

 

而且,由于长期保障和养老年金产品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高承诺利率和高费用率变得更加隐蔽,进一步掩盖了将来可能出现的利差损和费差损风险。

 

未来篇

转型发展空间巨大

 

虽然当前寿险公司转型与发展之路艰难,但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在某种意义上,寿险业以短期储蓄替代的理财产品为主的上半场刚刚结束,以健康保险、养老保险等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产品为主的下半场才刚刚开始。

 

第一,寿险投保率的提升空间很大。2015 年,日本人寿和年金保险累计有效保单件数为2.1961 亿张,当年日本户籍登记人口为1.2711 亿人,投保率为172.77%,相当于每人都有1.73 张人寿与年金保险保单。

 

与之相比,我国人寿与年金保险的投保率还有很大的差距。特别是长期寿险保单更是覆盖面很窄,2016 年,我国购买长期寿险保单的只有4000 多万人,投保率不足3%,与保险业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预示着我国寿险业拥有巨大的转型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

 

第二,人口老龄化将促进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发展。成熟寿险市场发展的经验表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对风险的关注逐步从死亡风险转向生存风险,养老金和健康保险业务占比不断提高。

 

以美国为例,其2014 年寿险业保费收入中,年金保险保费收入3615.86 亿美元,占比55%;健康险保费收入1583.91 亿美元,占比24%;人寿保险保费收入1383.08 亿美元,占比21%。从美国过去100年寿险业发展的历程看,年金业务和健康保险在保费收入结构中的占比不断提高,逐渐超越人寿保险。

 

我国未富先老和人口长寿风险并存,对既有的社会养老和健康保障体系均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未来需要更多地发挥商业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作用。

 

第三,我国的预防储蓄需求较大,为寿险业发挥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提供了支撑。2016 年,我国储蓄率(总储蓄占GDP 的比例)为46.5%,远高于世界24.5% 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世界各个地区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经济体的平均值。

 

中国总储蓄率以及居民部分储蓄率偏高的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预防性储蓄占较大的比重。因此,加快发展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发挥寿险业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具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四,寿险发展空间的释放,有赖于发挥市场机制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目前,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市场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权力的压制,政府挤占了大部分市场资源。

 

比如,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负担沉重,挤压了私营养老金的发展空间;政府在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不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之医疗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造成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有限。

 

因此,需要消解与限制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的权力,扩大市场的范围。为此,需要明确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的发展定位,调整养老金体系结构,有效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比例,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缴费负担,释放商业保险发展的空间。

 

公司篇

需要秉持保守主义经营理念

 

寿险业要实现转型发展,最重要的是经营者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但股东贪大求快的压力、任期制以及现行一些经营理念及其主导下的考核机制,都容易使得经营者具有短期行为的偏好

 

但“看得见”的短期终究不可持续,“看不见的”长期才重要。寿险业的转型与发展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追求当下的好处,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还是宁愿冒当下小小不幸,追求未来的较大收益。

 

第一,摒弃对保费收入规模的偶像崇拜。企业是生命体,是长大长强的,而不是做大做强的。行业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着“唯增长”的导向与“保费冲动”的强烈偏好。

 

基层公司的“保费冲动”源于上级公司的考核导向,而公司的“保费冲动”则源于有关政府部门对保险公司的业绩考核和管理评价,公司的保费收入规模事关相关部门对其业绩评价、职位升迁甚至重要的会议排名和座次。

 

追求规模本身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如果做大保费收入变成牺牲一切的过程,没有价值创造或不遵循市场规则地“做大”,就将不具有绝对价值的保费增长变成具有绝对价值,并且让它成为市场发展的中心。

 

这种对规模的偶像崇拜使得坚守转型战略的经营管理层很难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各方面的压力。因此,转型要求超越狭隘的发展观,将对消费者的价值创造作为发展的核心。

 

第二,提升专业化经营的水平。保守主义认为,人性不完善,人的理性虽可贵却也有限。因此,人在本质上是无知的,人的理性能力一旦跃出了其边界,就趋于陷入“致命的自负”和“理性的疯狂”之中。

 

由于人性的有限性,盲目高估自己的能力是人类的通病。因此,要警惕“致命的自负”。每个人是如此,作为法人的公司也是如此,每一家公司都有其知识和能力所及的能力圈。

 

在市场实践中,高智商的经营者之所以犯下愚蠢的错误,往往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智商过于自负。因此,对于公司而言,可以逐步扩展能力圈,但在能力圈扩展之前,守住能力圈,不逾越能力圈至关重要。

 

这就意味着提升专业化经营水平。市场并非不可知,但绝对大于每个经营者的已知。由于不能预测未来,所以必须专业经营,只有专业经营才能“专注”

 

第三,弘扬市场参与者的敬畏之心。敬畏和信仰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良好的市场合作秩序要求市场主体具有内在的自我约束能力。

 

市场参与者的伦理状态直接影响市场运行的效果。如何让每个市场主体在行动中都能感受到“公正的旁观者”的存在,学会在规则之下的自律与自我约束,关系到市场主体自由的拓展。

 

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更是一双隐形的眼睛和一个责任制度,敬畏之心和信仰是建立市场声誉机制的伦理基础。

 

监管篇

恪守保守主义监管哲学

 

一直以来,我国寿险市场被监管政策高度塑造。很大程度上监管周期、甚至部分官员的任期决定了寿险市场的发展周期。

 

因此,寿险市场的转型与发展首先需要监管自身的转型。监管哲学决定了监管目标,要以终为始,在开始就将终点置于心中,以清晰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指导日常的监管行为。

 

第一,减少行政职能,提高监管的效率和效果。此前保险业监管效率不高,重要原因是监管部门承担的事权太多。

 

因此,银保监会非常重要的任务是明确保险监管的核心职能。新职能不应该是原有职能的简单加总与集中,而应该是在充分厘清政府、社会、市场的边界基础上重新确立。

 

真正的改革应体现为对自身权力与职能的严格限制,只有秉持这样的原则,监管部门的事权才能有限且聚焦,监管的效率和效果才能提升。

 

同时,要加强法治建设与外部约束,划定监管权力的边界。所有监管体制与机构改革的前提是要有法治的制度基础,这在中国还比较薄弱。因此,除了机构的分合与职能划分,还需要考虑监管权力的外部约束与制衡,实现保险监管的法治化,这是保险市场具有效率与活力的基础。

 

第二,监管要给市场留下探索和创新的空间,有效发挥其作为试错过程的作用机制。新生事物往往超过现有监管规则的适用范围,突破现有的部分监管框架,需要监管机构与行业加强沟通,应寻求规则适应与鼓励创新之间的平衡。

 

比如,以积极探索包括保险科技在内的新生事物的“监管沙盒”机制。选取某一地域和某条业务线作为试点,为创新提供真实测试环境。

 

在试点期间,可以适当放宽监管要求,在防范风险与维护消费者利益的基础上,对保险科技及新生商业模式与生态的应用进行可行性分析及充分论证。通过探索“监管沙盒”机制,以风险可控的方式在有限范围内开展创新业务,有助于开创良性的创新模式。

 

第三,减少管制,彰显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才能与企业家精神是保险市场发展的根本驱动力。在实践中,行政管制往往抑制企业家精神。管制造成管制方拥有大量的权力。过度管制往往会诱导企业家向管制者寻租,从事非生产性活动,造成企业家在“错误”的方向上发挥其才能。

 

同时,市场准入限制则使得企业家不被允许进入被限制的领域,其才能没有任何发挥的机会。可见,不当管制造成自由的丧失,即企业家在其所面对的环境中不能进行自由选择,不能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出于自己的价值偏好,追求自己的目标。

 

因此,为了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要减少以各种面目和形式出现的管制。唯有如此,以彰显企业家精神为基本取向的改革才能成为寿险市场转型与发展的最大制度红利。

 

第四,实施竞争中立的监管政策,维护市场竞争的秩序和效率。竞争中立要求保险监管者要致力于构建市场参与者之间的公平竞技场,避免在大、中、小保险公司之间出现制度性的竞争扭曲,更避免出现各种形式与权力结盟的所谓“特殊公司”。

 

保险监管竞争中立的程度,直接关系到保险市场竞争的秩序和效率。如果监管部门对不同规模、不同资本性质的保险公司厚此薄彼、亲疏分明,结果只能施惠于受保护的公司,既造成巨大的不公平竞争,也将削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在竞争中立的市场中,任何一个市场主体都不能依靠监管部门的权力而获取额外的利益,也不能因监管部门权力的干预而承担额外的费用和损失。只有监管部门秉持“抽象的、一般正当行为规则”,才能实现竞争中立,从而有效减少强加给一些市场主体的制度性成本。

 

秉持竞争中立的原则,着力于建立一个统一、规范,并且是公正公平的市场环境,这才是监管部门的职责所在,而不是对哪个保险公司或哪类保险公司提供额外的恩赐。

 

(本文原标题《保守经营与监管哲学 推动寿险转型发展》,刊登于《今日保险》1月刊,经授权转载;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保险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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